西班牙《国家报》5月10日称，德尔默·伯格的家位于加利福尼亚北部哥伦比亚郊外的一处丛林中，距离旧金山3个小时的车程。一个当地居民在热心指路后说：“你为什么要走这条路？它只会通往一些废矿场。”在山路上走了大概2英里之后，需要上一个陡坡才能找到伯格的家。退休之后，伯格在这里购买了1公顷杂草丛生的狭长地带。他用了10年时间才建好了这个赖以养老的家。几周以前，妻子琼去了养老院。99岁的伯格仍然独自生活。陪伴他的有一只猫，一名每周来2次的女家政服务员，还有作为最后一个见证西班牙内战的美国人的回忆。

　　“我的一生都是在关于我们去西班牙的各种问题和疑问中度过的。”1929年金融体系崩溃时，伯格只有13岁。如今的伯格听力几乎全部丧失，但声音洪亮，思维清晰。在4月的一个早上，他边吃着小面包边回答我的问题。他说他“记得清清楚楚”自己为什么会去西班牙参战。

　　“我没有政治意识，不过是一个在校学生。但大萧条重重地打击了所有人，包括农民和小商人。”伯格的家人在加利福尼亚的莫德斯托从事农业活动。

　　伯格还记得有一个具体的事件唤醒了他对特定社会问题的认识。一些一战老兵组织了一次得到全国响应的游行活动，要求政府支付从一战结束后一直拖欠的奖金。这次大规模的运动迫使华盛顿支付了欠款。“老兵的大规模运动影响了我，这是身陷问题当中的人们的动员。”这一想法深深地刻在了还在学校读书的伯格心中。“‘不能无视我们。’这样的想法让我很兴奋。我们走上街头表达我们的诉求，我们不能被忽视！此时此刻我开始明白，人们的集体行动是可以实现一些目标的。”

　　伯格一家自行保管他们的现金。父亲看到农民的生活过得很糟糕，决定把钱从银行里取出来，“放在储藏室的一个罐子里”。伯格清楚记得绝望的人们在银行门口排队等待取钱的场景。多年之后，已经入伍的伯格会以25%的利率将钱借给战友们去理发店或洗衣店。因此，当他决定离开美国军队时，尚有能力支付120美元的违约金，这在1935年算得上一笔不小的财富。

　　伯格离开农村，跟弟弟一起来到洛杉矶打工。当时的伯格对西班牙局势的认识是这样的：“人民阵线赢得选举，赶走了国王。大地主们想回来重掌政权。但他们无法通过选举做到这一点，政府太过强大，唯一的办法就是利用军队。”80年后他这样总结：“我为什么要去西班牙？西班牙受大萧条的打击和美国一样，甚至更严重。我感同身受。我觉得全世界是一家，我是其中一员。我开始觉得那里发生的一切都跟我有关。”

　　每天在上班的路上，伯格都会经过声援西班牙共和国的委员会门口。直到有一天他决定走进去，询问自己可以做些什么。“我说：‘我想去西班牙。’但是从法律上讲是不行的，不能用这种方式征兵。”伯格每天要上夜班，所以他就利用白天的时间更多地参与到组织集会等活动中。终于有一天，伯格有机会表达自己想要亲眼去看看的愿望。他拿到了护照，取道纽约、巴黎，来到西班牙。

　　伯格在巴塞罗那第一次遭遇轰炸，也是在那里开始参与西班牙内战，并先后去过马德里和巴伦西亚，他在巴伦西亚遭遇另一次轰炸并受伤。伯格仍记得每一个细节。当时他躺在床上，其他人都跑到院子里的时候，只有他留在房间里。他起身的时候正好有一块金属从头顶落下，嵌入了他的腹部。他还记得流血、尘土和护士在医院里为他清理伤口的情景。伯格1938年1月15日来到西班牙，1939年2月4日离开。忠于西班牙政府的国际纵队中还有2800名美国人与他并肩作战。

　　伯格笑着说：“我从没想过自己会是最后一个幸存者。这不是我的本意。我结婚、退休、买了一块地……”回到美国以后，他感觉到自己是被认可的。他说：“问题都很清楚，没有人会指责你。”他从事农业，并且一直在左翼阵营中活动。在麦卡锡时代的反共浪潮中，他曾感到自己受迫害和恐吓。他结过3次婚。他指出，在美国，无论政治思想如何，志愿者参与西班牙内战一般都会被看做正义事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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